[影视娱乐] 看电影《中国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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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  1972年5月，应中央广播事业局的邀请，意大利著名制片人、导演米开朗基罗.安东尼奥尼率电视摄影团队访华，拍摄了大量素材。他们回去后制作了电视片《中国》，在意大利和其他一些国家、地区放映。
        影片《中国》在国外上映后，引起较大反响，褒贬不一。在影片放映过程中，国外有人向国内反映，《中国》歪曲了中国人民的形象，这引起了国内的注意。那时的中国又正处在“文化大革命”的狂热时期，与世界接触极少，封闭自傲，怎能接受得了《中国》所反映的现实？怎能容得下半点儿对中国的“不尊、不敬”？
        江青、张春桥、姚文元等人看了影片《中国》和揭发信后，大发雷霆，认为影片“有意歪曲、丑化中国，反对中国共产党，任何一个有民族自尊心的人看了都会感到极大的愤慨”。他们组织中央政治局的人看，江青、姚文元还在那封告状信上密密麻麻地画了道道，作了批示，印发内部传阅，扬言要进行彻底追查。
         1974年1月8日，江青说：“他们拍了一部很坏的片子，奇怪的是这样的人是我们请来的。”1月9日，江青又对国务院文化组讲：“意大利的那部坏片子，我看了很生气，奇怪的是那样的坏人是我们自己请来的！你们不但要看，还要组织批判，提出处理意见。”江青等人此言一出，立即组织中央和各地内部放映《中国》，组织批判。

       2004年，卡洛·迪卡洛去看望了92岁的安东尼奥尼。他即将去北京，作为意大利方策展人出席由北京电影学院、意大利使馆文化处和意大利影城主办的“安东尼奥尼电影回顾展映”。“怎么样，去中国吧。”他开玩笑地对安东尼奥尼说。“走啊，这就走！”安东尼奥尼急切地回答。尽管20年来他因为中风丧失了绝大部分语言能力，却总是能在听到“去中国”的时候说：“走！这就走！”

        安东尼奥尼已经不再能回到中国，中风损害了他的呼吸道，飞机上的气压变化将对他后果难料。这一次回顾影展和暌违中国人民32年的《中国》替他回来了。尽管只是一次学术展映，尽管大多观众在《中国》诞生时还远未出世。

        在《我爱北京天安门》的歌声中，《中国》从天安门广场上排队等待拍照留念的人群开始记录，长距变焦镜头把人们的面孔和表情捕捉成特写，也把广场上的马、恩、列、斯画像拍得占去大半银幕。在汽车里，摄影机扫过街景，一个边骑车边打着太极拳的男人令观众都笑起来。但接下来的事情要令不少人无法接受：在妇产医院，安东尼奥尼好奇的镜头完整地记录下35岁高龄产妇接受剖腹产手术的全过程。从针灸麻醉(他显然被这种神奇的技术迷住了)到手术刀切开腹部，到取出婴儿，如此直接的拍摄在今天也难以想像。镜头偶尔从手术中的刀口摇到产妇的脸，她微笑着，应答护士的询问。

       在国棉三厂，托儿所浓妆的孩子为摄影机表演歌舞《大海航行靠舵手》；职工宿舍的房租“不能超过工资的5%”；一家人忙着做饭，带鱼、猪肉和蔬菜；用缝纫机绣花的妇女在谈抱孙子的事：“为了建设社会主义，晚抱几年也好。”纺织工人下了班并不马上回家，而是在一起学习形势，讨论“艺术和文学用于为工农兵服务”以及要“支援世界革命，织出好布、纺出好纱”。

       “中阿公社”里，猪儿躺在墙角晒太阳，大喇叭突然响起京戏，几头猪吓了一跳。放映现场观众被逗乐了。如果没读过30年前那些批判安东尼奥尼的文章，大多人不会知道喇叭里放的是《龙江颂》中江水英的唱段，而这样的声画表现也曾被斥为对革命样板戏的“肆意嘲弄”。批判中还曾提到：影片说“北京人是贫穷的，但并不悲惨”，实际是在嘲弄我们的“贫穷”。但菜市场里有很多活生生的火鸡和鱼，蔬果更是摆得琳琅满目，从这样的画面里实在很难感到“贫穷”。在王府井和前门商业区，“再一次，为捕捉到日常生活，我们得把摄影机藏起来。”——技术是多么重要，今天我们的电视台大量使用偷拍手段，再没人会把这当罪状。

        河南林县，“安东尼奥尼突然闯入一个山村，把摄影机对准那里的群众。”他们从没见过西方人，于是长时间地站在路边墙角，盯着摄影机几乎一动不动。“这是给欧洲人自豪的一盆冷水，”解说词叹道，“大眼睛、卷发、夸张的动作、不合时宜的服装——我们才是怪物。”观众再度被逗得笑起来，而在当初，这被认为是“往中国人民脸上抹黑”。

        苏州自然地令安东尼奥尼想到威尼斯。不论城市或农村，人们的状态似乎与今天并无多大差异。安东尼奥尼实在是对表情有无限的兴趣，寺庙里的五百罗汉也被拍下不少面部特写。“苏州同它的古老的面貌差异很小”，安氏的这一句解说也曾是他的“罪状”，但如果今天它还能如此，大概将成为一件功劳。

       南京的幼儿园，孩子们轮番表演革命的歌舞；小学校的接力赛，开始之前学生必齐呼数遍“友谊第一、比赛第二”。长江大桥下晾的裤衩、街头擤鼻涕的人曾是《中国》被批判的重要罪行，事实上这些镜头一闪而过，稍不注意便可能错过。人民广场上一个赤膊拉板车的人似乎感觉到远处有人拍他，拽过上衣穿起来。上海街头，安东尼奥尼仍然用长变焦寻找人的表情，有时甚至拉成局部特写。在摄影机做了尽力的捕捉后，他仿佛遗憾地感叹：“中国正在开放它的大门，但仍是一个遥远的国度，我们只是看了它一眼。用它的一句老话：知人知面不知心。”影片最末的20分钟，居然全是在剧场看台上拍摄一次杂技表演，观众也投入地看起来，甚至在惊险处鼓掌。

       卡洛·迪卡洛仍然清楚地记得30年前，安东尼奥尼的纪录片《中国》在威尼斯电影节上放映的情形。电影节原计划在威尼斯最好的“凤凰剧院”放映《中国》，由于中国政府向意大利政府施加压力，影片未能在那里放映。但电影节主席设法租了另外一家影院，还是放映了《中国》。影片之前将加映安东尼奥尼新片《职业：记者》的片段，迪卡洛陪着安东尼奥尼和玛丽亚·施耐德一起前往观看。正要进影院，安东尼奥尼被突如其来的一大群观众包围了，他们高呼：“你背叛了中国！《中国》是个丑闻！”安东尼奥尼愤怒地想要与他们争论，迪卡洛赶忙把他从人堆里拉了出来。
       “他气得要命，他不知道为什么。首先他觉得自己是抱着很大的感情到中国拍片，并不觉得影片抹黑了中国；而且在威尼斯抗议的人也不是中国人，而是自以为比中国人还中国人的激进分子、毛的崇拜者。其次，安东尼奥尼本人素来反对意识形态的东西在电影中出现。”迪卡洛回忆说，“抗议的人多数来自意大利与当时各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友好协会：意中协会、意捷协会、意匈协会……有的协会是由对方政府资助的。”

       “电影的名字叫《中国》，其实这不是关于中国这个国家的电影，而是关于中国人的电影。”1972年，安东尼奥尼在自己一篇文章里说。

       30年后，北京电影学院放映厅，并没有特别兴奋的观众，不同年龄的人对《中国》各有读解。艺术工作者吴文光觉得：“那些哪能代表中国，在特别受限的空间里只能拍到特别有限的东西。”一位35岁的编剧认为怀旧是影片对他最大的作用：“我们小时候的生活完全就是那样。”他对当年的批判却是认同的，“确实是有用心啊，换了我在那时候也得批判，那时就是那样一个氛围嘛。”年轻人的看法是最新鲜的，一个19岁学生几乎有些惊讶：“我觉得那时候的生活也挺丰富的呀，跟现在也差不了多少啊！”在纪录片《安东尼奥尼：改变电影的目光》里，安东尼奥尼说：“把我跟孔子和贝多芬摆在一起，很可笑。”今天，更多的人对此大概是完全无法理解了。

       安东尼奥尼的妻子恩里卡特地代两人为《中国》与中国32年后的“重逢”写来致辞：“……这个等待很长，但应中国政府邀请而拍摄的《中国》今天能在北京放映一事给了他巨大的满足，并想借此机会再次向你们表达他的感情。他祝愿这部影片能尽快与全中国的观众见面。”

        2007年7月30日，米开朗基罗·安东尼奥尼在罗马病逝，享年94岁。

电影截图